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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媒体是地方政府的私产???警惕媒体沦为地方政府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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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5 08:42: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段时间,记者连连遭受劫难一一被质问通缉拘留殴打堪称记者劫。正如有人说的内外诸多因素构成了记者劫,我们不无发现公权力的频繁现身打压干扰媒体的正常监督报道,从紫金矿业“封口门”、经观记者遭网上通缉,到南京爆炸案“直播门”、霸王公司员工围堵报社大门,再到郭德纲徒弟殴打记者、记者采访吉林洪灾被扣……记者连连遭受劫难——被质问、通缉、拘留、殴打,媒体圈的生存图景在短期内如此密集地上演,的确可堪称“记者劫”。

正如有人说,内外诸因成就了“记者劫”。但在诸种因素中,除了极个别记者不遵守行业自律外,更多的是来自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在种种外部因素中,我们无不发现,公权力的身影频繁地现身,打压媒体、干扰媒体的正常监督报道。

公权力打压媒体,对于中国的媒体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来自政府部门的“不得擅自发布”,已然成为悬在新闻人头上的“紧箍咒”。“新闻通稿”往往是政府部门在某一事故发生之后“统一口径”“维稳”的惯用手段。如哪个媒体稍有越雷池半步者,轻者遭受权力部门的训斥,严重者则媒体遭受停刊整顿,相关人员不仅丢掉职务,甚至还有牢狱之灾。

对于媒体人来说,自然对政府部门的“新闻通稿”极为厌恶。这种“新闻通稿”往往充满着浓浓的八股气息,通篇稿子只见“架子”而少“肉”,更让人反感的是,有时候通稿中所谓的“新闻”已与“真相”南辕北辙了,诚如时评家笑蜀一针见血指出的,此时的新闻通稿“更像一张当地政府的遮羞布”。然而,很多时候,因之于上头的指令,对于这类“编之无味”的“新闻通稿”又不得不挤上版面。

我曾一度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来自政府部门的种种“不得擅自发布”的指令收集起来,以便某一天公诸于众。我以为,这至少可以作为有关部门对言论的控制程度的“证据”,同时也让大众知晓权力操纵新闻背后的秘密。但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在中国新闻界,尽管媒体中人对于政府部门的指令以及“新闻通稿”极为反感(当然也有麻木的),但我们鲜见这种情绪,或如我所妄想的把收集到的“证据”公开于媒体,甚至在网络中也少得可怜。尽管近期因记者频频受辱,而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新闻业以及记者这个群体的集体大讨论。讨论不可谓不富有深度和广度,这固然让人欣慰。不过,在众多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中,让我为之一亮的是,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罕见地以一篇报道(《南京媒体冷对南京爆炸案》)和两篇社论(《政府新闻通稿要真诚对待新闻》《不能让本地人只看外地报纸》)的大篇幅,对地方政府部门控制本地媒体这一现象进行了公开地批判。

南周此举所体现出来的媒体担当,以及对于权力无惧的批判的勇气,无疑值得我们表以敬意!尽管在批判力度上,那几篇文章仍没有达到像我这类读者的预期。但在现有环境下,南周已经做得不错了。试想想:在当下中国患有软骨病的媒体界,又有多少媒体敢于在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公共平台上讨论权力部门对于舆论的反控制?

在我看来,从南周所指陈的当地政府严控本地新闻事件的诸多案例中,隐隐地指出了这样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实:在中国内地,地方媒体已经沦为当地政府的私产,甚至异化为个别地方领导违法乱纪、加官晋爵的工具、“打手”。地方媒体已经堂而皇之地成为当地党和政府的喉舌,主宰着当地的舆论导向。于是,“新闻通稿”成为地方政府控制舆论的习惯性动作,“本地人只看外地报纸”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常态。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所以在中国媒体界,才会有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报道“冷热不均”的奇怪现象:一个地方发生某个重大新闻事件后,往往是外地媒体积极介入,报道得热火朝天,而当地媒体却冷静得波澜不惊,要么闭口不提,要么弱化处理,上演着一个个“现代版的掩耳盗铃故事”。当然,本地媒体的这种集体沉默或沦为权力的工具,既有自觉地服膺于权力意志,甘当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吹鼓手,或作犬儒状与权力共舞,以期从中分得一杯羹——为做“主流媒体”和“最好的报纸”,自觉地“不惹麻烦”、“不报道弱势群体”。但更多的是媒体的被迫自我阉割,以期苟全性命于“和谐社会”。故此,我以为,《南京媒体冷对南京爆炸案》这篇报道中的“冷对”似有些不妥,其实更多的是媒体的“被冷对”。一个“被”字,正好揭示了地方媒体面对地方权力高压管制时的无奈与顺从。

无疑,地方媒体的生存压力是多方位的,但相较于来自社会恶势力的胁迫,地方媒体沦为地方政府的工具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正如前所述,这种危害往往是全面的,甚至是致命的。事实上,正是权力的这种威慑力,在地方政府控制舆论的过程中,权钱勾结的现象明显,一些有背景的社会势力往往假手于官方,而令媒体噤声或淡化处理于己不利的信息。最近,因力挺“西太校友”唐骏而深陷舆论漩涡的“地产大亨”禹晋永,扬言要向多家媒体索赔5000万元,“从财政上打垮报社”,“当5000万元落到你的头上,你就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在我看来,5000万天价索赔,只能说明禹晋永要么不懂国情,要么就是后台不硬,否则哪需要5000万,只要给后台疏通疏通一下,有关部门的一个电话一纸禁令,就可让媒体“生不如死”。

众所周知,地方媒体之所以沦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归根到底在于地方媒体归地方宣传部或自己的主管机构管的体制。地方政府在掌握行政权的同时,又掌握着管辖范围内的舆论宣传权(以及司法权)。行政权和媒体与司法管理权合三为一,正是这种权力格局,使得监督和司法实践屡屡遭受地方政府的干扰和破坏,毫无独立性可言,言路的尺度始终拿捏在地方政府手里。这样一来,除了上一级权力,就没有了制约地方政府的力量,这必然造成地方政府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地方割据”已见雏形。

如何突破地方媒体的这种困境?在现有的党管媒体的大背景下,媒体要做到像西方那样完全独立,恐非一朝一夕之功。在现有体制下,退而求其次,何不让地方媒体脱离地方党组织的领导,直接归国家新闻部门或全国人大管辖(司法系统的改革也可作如是观)?我以为是可行的。媒体直属中央,尽管仍有束缚,但其自由尺度要远比被地方政府管辖大得多,可以相对地增加媒体对地方政府的制衡力量。在中国,媒体是有等级的,而各级政府对媒体的重视程度,也因媒体的不同级别而表现不一。这可从一些地方政府制订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预案中可见一斑:“应优先安排、接受中央和省级主要新闻媒体采访。”

当然,地方政府对上一级媒体的这种“优待”,只不过是一种先礼后兵的策略而已。一旦媒体不听从自己的安排,一些地方官员则会撕破脸皮孤注一掷,对媒体百般阻挠,动辄动用警力越级拘捕,甚至动用公关手段寻求上级组织的保护。

所以,要让公民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尤其是“表达权”和“监督权”能够落地,仅仅让地方媒体独立于地方政府,也并非包打一切的良药,还需其他层面的改革,如在法律层面上,加快一部真正的《新闻法》的出台、以及如传媒学者展江所建言的限制警权。对于媒体人自身来说,走出权力的阴影,重拾媒体人的荣光,构筑新闻界的共同体,应当成为媒体人的共识与当务之急。诚如南都社论所言,“新闻界共同体为自身反暴力,即是替大众反暴力。”“而新闻界抵御暴力冲击,只能向大众靠拢,向共同体取暖,是为同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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